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立下的赫赫战功，为他带来了一系列的荣誉、头衔和权力，他在唐帝国中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日益增长。

武德四年，李世民俘获窦建德、王世充大胜而归。唐高祖认为前代官职不足以表彰他，特地设置天策上将一职，位在王公之上。十月，李世民以天策上将领司徒、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，仍开天策府，可自置官属。不久，又诏令陕东道大行台尚书省自令、仆射至郎中、主事，品秩皆与京师同，而员数较少。

武德五年七月，当李世民统率大军击败刘黑闼、进军徐圆朗之时，唐高祖在京师宫城的西偏营建弘义宫，使秦王居之，殊遇无比。

李世民声望、地位和权势的日增，对太子李建成的地位构成了威胁，东宫府中的太子中丞王珪和太子洗马魏徵看出了这一势头，向李建成谋划说：“秦王功盖天下，中外归心，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，无大功以镇服海内。今刘黑闼散亡之余，众不满万，资粮匮乏，以大军临之，势如拉朽，殿下宜自击之而取功名，因结纳山东豪杰，庶可自安。”

太子李建成接受了这一建议，向唐高祖请求率兵东征。高祖任李建成为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，于武德六年讨平刘黑闼、徐圆朗。这是李建成在统一天下的战争中所立下的唯一重大的战功。这一战功的取得，对李建成巩固自己的太子地位当然是有利的。

显然，秦王声望、地位与权势的日增，对李建成太子地位所构成的威胁，是客观存在的。而李世民在取得赫赫战功而被授予天策上将之后，并不是没有谋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意图。他于武德四年于京师“锐意经籍，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。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，每更直阁下，降以温颜，与之讨论经义，或夜分而罢”。在天下即将平定之际，秦王的“锐意经籍” “讨论经义”表明他已经开始了由崇尚军事向注重政治的转变。他的真正意图，从他的注意网络人才、培植私党中，可以窥见其觊觎国家最高权力的用心。

以李世民为首的政治集团，文臣武将可谓均已齐备。如不是为着“经营四方”,李世民为何对网罗天下英才表现出如此之大的热心?

至于在李建成、李元吉的府中，他们也都有各自的亲信，如太子宫中的王珪、魏徵、韦挺等人，都很有政治才干。

兄弟三人之中，太子与秦王之间的矛盾，不难理解。而李元吉虽然跟随秦王东征，但二人之间却没有结成亲密的关系。在太子与秦王的对立之中，李元吉站在李建成一方，这除了秦王对他不器重外，也可能与他本人的“行为**骄奢”有关。李元吉既然与秦王格格不入，太子又是未来的皇帝，因而，他与李建成结盟除掉威胁自己的秦王，也是不难理解的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由于秦王李世民后来做了大唐帝国的皇帝，因而唐初官修的《实录》以及后来官修的所谓正史，在有关建成、李元吉以及兄弟三人之间的明争暗斗，还有唐高祖对于兄弟三人的态度和立场方面，记载上有不少失实的地方，这是后人在认识这段历史时无法回避的问题。事实表明，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并非《旧唐书·高祖二十二子列传》中史臣所评论的那样： “建成残忍，岂主鬯之才，元吉凶狂，有覆巢之迹。”李建成在西取长安、东征刘黑闼以及辅佐高祖处理国家政务时，均显示出一定的才能，并非平庸之辈。司马光修《资治通鉴》时，对《高祖实录》《太宗实录》中的“抑扬诬讳之辞，今不尽取”,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。

李渊于晋阳起兵后，把军国大权交给他这三个嫡系的儿子执掌。待到兄弟三人均形成一定的势力，而秦王的声望和地位又威胁太子李建成时，彼此之间的争权夺势、相互倾轧，便是不可避免的。

东宫与秦王府间的矛盾，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激化起来，形成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明争暗斗。这场明争暗斗反映在宫廷中，关系也颇为复杂。

在朝廷的大臣中，支持李建成的是裴寂，而宇文士及、萧璃、陈叔达则倾向于李世民。上述大臣之中，裴寂是最受高祖信任的宰相。唐高祖晚年，宫中内宠甚多，其中以张婕妤、尹德妃最受宠幸。由于在一些事情上李世民得罪了张婕妤、尹德妃，她们便经常在高祖面前赞扬太子李建成，说李世民的坏话，甚至对李世民进行诬陷，致使高祖对李世民颇为不满。李建成在朝廷和宫中有裴寂和高祖嫔妃们的支持，形势对他颇为有利。

李建成、李元吉与李世民之间的争斗最终难免要通过暴力的方式来解决，这对他们来说都是早有准备的。东宫、秦王府、齐王府都有自己的卫兵，此外又都私募大批勇士，如李世民有蓄养在外的勇士八百人，李建成则私自招募二千多人为东宫卫士，号称“长林兵”,分别驻守东宫的“左、右长林门”。李建成又命令可达志“从燕王李艺发幽州突骑三百，置东宫诸坊，欲以补东宫长上”,被人告发。李建成因此而遭到高祖的谴责，可达志被流放到隽州。

李建成又派自己的亲信杨文干私自招募壮士，送至京师。当时，唐高祖前往宜君仁智宫，命建成留守京师，世民、元吉皆随行前往。李建成使令李元吉在途中对李世民下手，并说： “安危之计，决在今岁。”同时，李建成派郎将尔朱焕、校尉桥公山到庆州向杨文干运送铠甲兵器。尔、桥二人到幽州后，感到事关重大，便到仁智宫向唐高祖告密，告发太子派杨文干举兵谋反，内外相应：同时又有宁州人杜凤举也到仁智宫告发此事。

唐高祖听后大怒，托言他事以亲笔诏书召李建成前来仁智宫。李建成见手诏后，因心怀鬼胎而恐惧万分，不敢应召前往。太子舍人徐师谟劝其据城起兵，詹事主簿赵弘智劝其轻车简从，前往认罪。李建成听从赵弘智的劝告，率十余骑兵到达仁智宫，向唐高祖叩头认罪，高祖怒气未消，夜间“饲以麦饭”,令人将李建成看守起来。

同时，派司农卿宇文颖急驰召杨文干来仁智宫。宇文颖到达庆州后以实情相告，杨文干于是起兵造反，高祖派左武卫将军钱九陇与灵州都督杨师道率兵进击。

唐高祖派李世民向往讨伐，说道： “文干事连建成，恐应之者众，汝宜自行，还，立汝为太子。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，当封建成为蜀王。蜀兵脆弱，他日苟能事汝，汝宜全之；不能事汝，汝取之易耳!"李世民讨伐杨文干时，嫔妃们以及封德彝为李建成说情，高祖又改变了另立太子的主意，只是责怪李建成不应该“兄弟不睦”,归罪于太子中丞王珪、左卫率韦挺、天策兵曹参军杜淹，将他们一并流放到隽州，此事便不了了之。

当时，突厥屡次入侵关中，有人建议焚烧长安而迁都， “则胡寇自息矣”。唐高祖赞成这一建议并安排臣下选择新都地址，李建成、李元吉以及裴寂表示赞成，萧璃虽知不该迁都但不敢进谏。这时，李世民劝谏说：“戎狄为患，自古有之。陛下以圣武龙兴，光宅中夏，精兵百万，所征无敌，奈何以胡寇扰边，遽迁都以避之，贻四海之羞，为百世之笑乎!彼霍去病汉廷一将，犹志灭匈奴；况臣忝备藩维，愿假数年之期，请系颉利之颈，致之阙下。若其不效，迁都未晚。”

唐高祖认为李世民讲得很好，但李建成却嘲笑李世民像当年汉朝樊哙那样空口说大话，于是二人在高祖面前辩论起来，迁都一事因此而中止。

李建成贿赂高祖妃嫔，说秦王的坏话： “突厥虽屡为边患，得赂即还。秦王外托御寇之名，内欲总兵权，成其篡夺之谋耳!"有一次，唐高祖到城南打猎，李建成、李世民、李元吉随从。事后，李建成让妃嫔对唐高祖说，秦王在猎场上从马上跌下时曾说过： “我有天命，方为天下主，岂能随便死去。”高祖召李世民查问此事，世民说没有此事。立案查验无此事后，高祖仍是怒气未消。

这时，有关官员入报突厥入寇，高祖便诏令世民、元吉率兵出豳州抵御突厥。自此之后， “上每有寇盗，辄命世民讨之；事平之后，猜嫌益甚”。唐高祖自从得知太子与李世民之间的矛盾日深之后，虽然对太子多有不满，但有鉴于李世民功劳日高的事实，他事实上对李建成有所偏袒，而对李世民则难免有“猜嫌”之心。高祖心里明白：就能力而言，秦王胜过太子，是强者。他作为父亲，怎能不偏袒弱者呢?

李建成见诬陷未能奏效，便在夜间设宴，请李世民入东宫饮酒，并在酒中下毒。李世民饮后心痛，吐血数升，被淮安王李神通扶回西宫。唐高祖到西宫看视李世民病情，得知是在东宫饮酒所致，便敕令李建成说： “秦王素不能饮，自今无得复夜饮。”

唐高祖眼见太子与秦王之间矛盾日深，同在京师，迟早要酿成大祸，便向李世民说道： “首建大谋，削平海内，皆汝之功。吾欲立汝为嗣，汝固辞；且建成年长，为嗣已久，吾不忍夺也。观汝兄弟似不相容，同处京邑，必有纷争，当遣汝还行台，居洛阳，自陕以东皆主之，仍命汝建天子旌旗，如汉梁孝王故事。"李世民闻言涕泣，诉说不愿远离父亲的身边。唐高祖向世民解释说：“天下一家，东西两都，李道路甚迩，吾思汝即往，毋烦悲也。”

李世民准备遵照父亲的旨意前往东都洛阳，李建成、李元吉得知后，在一起谋划说： “秦王若至洛阳，有土地甲兵，不可复制；不如留之长安，则一匹夫耳，取之易矣。”

于是，李建成、李元吉秘密指使人上书密告： “秦王左右闻往洛阳，无不喜悦，视其志趣，恐不复来。”

李建成又派近臣向唐高祖陈说利害，高祖又改变了主意，令李世民前往东都一事因此而中止。

李建成、李元吉与后宫妃嫔日夜说世民的坏话，不由得高祖不信，要归罪于李世民。这时，陈叔达劝谏说： “秦王有大功于天下，不可黜也。且性刚烈，若加挫抑，恐不胜忧愤，或有不测之疾，陛下悔之何及!"唐高祖认为陈叔达讲得有理，便没有降罪李世民。然而，这时李元吉却直接出面，秘密请求高祖诛杀秦王，高祖对李元吉说： “彼有定天下之功，罪状未著，何以为辞?"“秦王初平东都，顾望不还，散钱帛以树私恩；又违敕命，非反而何!但愿速杀，何患无辞!”李元吉回答说。

对于李元吉请杀秦王的请求，唐高祖没有答应。然而，李建成、李元吉与李世民的矛盾，至此确已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，难免要有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了。